
二○一二年的五月,我正在聲援死刑犯鄭性澤的記者會中,電話響起,我躲到廁所去,接起電話,電話那一頭的人是警察,他告訴我,我十年來未曾見過的父親剛剛過世了,因為一場工安意外。
二○一九年,一月初始,推開家門,我找到了母親,她躺在地板上,周邊散佈著她的診斷證明書、藥物。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煙燻味,我碰觸她,冰冷而僵硬。我知道,她已經離開了。
從那一刻起,我是一個人了。
四十八歲、五十五歲,父親與母親的生命就停在這樣的歲數,而我的年紀從二字頭來到三字頭。
從大學畢業後,我換過幾份工作,最後以寫字維生,透過一只錄音筆竊取他人的人生。
很多時候,我並不知道怎麼跟人介紹自己寫什麼字,總半開玩笑地說:都是些妻離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故事。因為名人與成功總是那樣遙遠,但只有失敗與悲傷,是我們彼此共有,也終會遭逢。這些受訪者的故事尚未走遠,而這一次,輪到我寫自己了,由我來寫出自己的坦白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