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個抵達的遠方都是從當下積累而成的、最好的結果。
醫囑：「在上山前一天就開始服用丹木斯，每天早晚使用125毫克，使用到不再上升的高度後繼續再使用2天才停藥。」
預備飛行的前一日，我吞下旅遊門診開的高山症藥物，並在行李箱放入口罩、酒精與乾洗手。2021年9月，疫情流行已然一年，Delta變種病毒再起，但前往美國的駐村計畫依舊進行，能做的也就是做好自身保護。
從台灣出發、飛抵舊金山，轉機至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機場，再一路趕赴聖塔菲，這一趟耗時約一天，一面注意防疫，一面調整時差。等到時差逐漸退去，我開始在聖塔菲藝術設計大學中散步，這是施行自我隔離期間唯一可做的。雖說是校園，但在2018年閉校後，這裡只剩下建築物、沒有學生，換來的是片場進駐，時常有卡車駛過，載運拍攝道具與器材。除此之外，這一片校園中唯一存在的就是守衛，以及短期入住的駐村藝術家與寫作者。
在全然的寧靜之中，最常聽到的是器械運作的聲音，再來就是鳥類的鳴叫與風聲，沒有更多了，偶爾會有外頭馬路上傳來的警笛鳴叫聲。空氣中偶爾會飄來不知道何處燃燒柴火的味道，在沒有遮蔽的校園廣場中，隨著風來到。
圍困在土紅色的牆面中，與外界隔離十天，就算外出也保持距離、戴上口罩，儘管已在線上識得彼此，也僅能遠遠點頭示意，看見彼此口罩上緣的笑眼。寂寞嗎？或許有一點，但更多的或許是沈靜，或許日子就應該過得如此安靜。
解隔離尾聲進行了COVID test，等待結果出來、未能出去探索城市的時間裡，我打開了訪談錄音檔，每天幾千字地整理著這些自己拖遲著、不願進行的訪談整理。那是我與自殺者失落遺族（Suicide Loss Survivor）的對話，比起訪談，更多的是互相問候的閒聊，聲音一播放，又像是回到那個僅屬於彼此的當下，我們一起回憶。
接續在父逝與母喪後，沒有了世俗的責任與義務，孑然一身，想去哪就去哪，卻也彷彿哪裡都回不去。我把家當放進倉庫裡，需要就從裡頭提取出來，生活用品有需要就買，但也不買太多，因為不知自己終歸何處。在全然的自由後，我完成學位，因疫情固著在台灣度日，卻也幸運能夠四處遊蕩，例如抵達聖塔菲，這個位於美國中西部的高地沙漠。
聖塔菲知名地標Georgia O’Keeffe美術館，我卻是到駐村末尾才去到，因人潮眾多，需先行預約。
跟隨耳機中的語音導覽，透過作品認識Georgia O’Keeffe。當她初次造訪新墨西哥州這片沙漠時，對於這裡沒有花朵感到有些許吃驚，因為沒有雨，沒有花是理所當然的，骨頭反而比花更容易覓得，因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撿拾、帶走成堆的骨頭。她也撿拾其他東西，石塊、原住民的物件，展品旁，美術館附註這在現在是不被建議的行為。聽到來自Georgia O’Keeffe的引言，描述無法克制的撿拾，我忍不住有同感地笑出聲，我也曾擁有想撿拾骨頭的強烈衝動。看到她甫造訪新墨西哥州時的創作，荒漠、枯木、薰衣草、星空、十字架與山，也跟我與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時最加感覺深刻的情景一樣。初始，我常懷疑是不是自己沒有看過太多的地方，才會被這樣的乾燥空氣、對比度極強的天空震懾，但其實不是的，大家都是這樣的，站在與第一日我所看見的高原沙漠顏色一樣的畫作前，我突然感覺不那麼孤單，就像與他人展開對話之時，才發現彼此都是一樣的，舉凡傷逝、哀悼、孤獨、悲傷與愛。我想，作品就是具有這樣的力量。
走出美術館，結束這日行程，我走到公車站牌前，拿出一美元紙鈔，等待返程的公車。時序逐漸入冬，陽光已無法遍及每一處，日光節約後，天會黑得更早，晚上五點整座城市落入一片黑暗。收在零錢袋裡的，有我新換的美鈔，也有母親遺留下來的舊美鈔與硬幣。每一次移動，皆會發出硬幣敲擊的聲音，也許我是一個人，但其實不是。朋友們看見照片時，不禁感嘆：這裡能量真好。屬能量麻瓜的我，得戴上墨鏡才能抬頭看這紫外線強烈的天空，同時感受口罩下乾燥的呼吸。
能有這樣的一日，我相信是一切牽引著的幸運。
刊登於 / 哈潑時尚BAZAAR 2022年2月號
Roots to come back 